在仙居土地上，山雄伟而不失柔情，水柔美却蕴含刚性。这片曾经在千百年来庇护了我们祖先并赋予我们祖先以独特秉性的山水，至今仍然给他们的后人以栖息的满足。在逝去的时间的烟尘里，我们仍可清晰地辨认出，那些让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以及子孙后代为之动容、为之骄傲的熟悉的名字和身影。

　　一

　　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6000至7000年前的新时器时代，永安溪上游依山傍水的河谷平原上，就有原始人类在繁衍生息，并创造着仙居乃至台州最早的文明。此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仙居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名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诗歌发源的黄金时代。由于唐朝把作诗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学习作诗就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程。但年轻的项斯却没那么幸运， “献赋才何拙”、“期在振儒衣”，他胸怀壮志不得志，科举落第、功名不就的愁闷之情无以排遣。

　　今昌三年(843)，项斯偶尔听说国子祭酒杨敬之“性爱士类”，最喜提携后辈，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去谒见。 杨敬之阅后，果然大加赞赏，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杨敬之对项斯的诗及人品道德都甚为赞赏，欣喜之余，逢人便说，四处推荐。

　　项斯“由是显名”，“诗达长安”，并于第二年登进士第。“说项”成为文坛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

　　项斯的名气不及李白、杜甫等唐代名家，但他也是当时诗坛十分活跃的人物。

　　项斯“诗达长安”，成为台州第一位走向全国的文化名人。

　　项斯之后，孙郃成为仙居又一位走向全国的文化名人。官职不高的孙郃十分仰慕屈原“介洁”贤才，和屈原一样热爱故国。当被唐朝皇帝赐名朱全忠的大将朱温篡唐自立，建立梁朝后， 孙郃立即“脱冠裳，服布衣”，跑到浙江奉化隐居起来，免为朱温任用。 孙郃还饱含悲愤地写下了《春秋无贤臣论》一文。该文以孔子的“春秋笔法”，借论春秋乱世，暗喻唐末纷争，痛斥朱温予“言之于臣，则非忠，语之于子，而非孝；论之于道，则伤义；推之于情，则辜恩”的不忠不孝不义忘恩之徒“遗祖之怨，成父之逆”，致使“风教大坏，海内焚如”、“人不堪命”。全文虽然只有1000多字，但文笔简洁，立论明确，论证有力，口诛笔伐，字字句句如投枪匕首，直指乱臣贼子。该文被收录于《全唐文》，为历代名家所称许。

　　时间又过去了几百年，到了南宋末年，一位仙居人震古烁今地创造了一项世界之最，他就是世界上第一部食用菌专著———《菌谱》的作者陈仁玉。

　　陈仁玉自幼习春秋，攻经史，工词翰，博览天文地理诸籍，喜学好问，每有心得即予记述整理。他一生虽未中科举，但最终以他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成就声闻朝廷。淳佑十一年(1251)，他以平民身份被诏封为经筵讲官，给皇帝侍读并讲授经史。后历任礼部郎中兼崇政殿说书、兵部侍郎等职。德佑元年(1275)，当“谢太后下诏天下州郡降元”时，已告老寓居临海的陈仁玉不顾年老体迈，“筑城浚濠”、“募民死守”以抗元。终因寡不敌众，退隐于黄岩石塘山海中，临终告诫“子孙世世无仕元”。

　　元代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的柯九思，是仙居历史上又一文化巨人。 柯九思因才华出众而得到元文宗的赏识，特“赐于章得通籍禁署”，只为让他能自由出入禁中。“几回晚值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潘水接蓝，飞燕语呢喃。”

　　但成也才华败也才华。文宗对柯九思的极度信任，引起了朝中不少官僚的嫉妒。而年仅29岁元文宗的突然去世，使柯九思重入仕途的希望完全破灭，于是只得束装南归。

　　“自许才名今独步”，仕途失意的柯九思，却在文学艺术领域熠熠生辉。时人书画家顾瑛“爱其诗”，在其所辑的《草堂雅集》里将柯九思的诗列于书首，以为“压卷”之作。集诗人、词家、金石鉴赏家于一身的柯九思堪称仙居历史上又一里程碑式的文化大师。

　　二

　　“台州式的硬气”曾被鲁迅大为赞赏，而仙居伟岸雄奇的大山赋予仙居儿女特殊的品质，因而“台州式硬气”也成了仙居儿女最明显的精神特质。

　　郭磊卿，字子奇，号兑斋，出生于官宦之家，嘉定七年中进士，端平初年拜左正言(谏官)兼侍讲，纂修国史。当时权贵余天锡自思有恩于理宗皇帝，故藏污纳逅，迫害忠良，朝野敢怒而不敢言。 郭磊卿挺身而出，冒死上疏劾奏。许多人奉劝郭磊卿识时务莫冒犯权贵，自寻苦吃。他却凛然道:“上不以不才使厕朝班，知而不言，不重负上耶？”于是搜集余天锡罪迹恶行，连奏三章，终使理宗皇帝不得不将余天锡罢官。

　　郭磊卿一生所任职位并不高，但其敢于抗节直言“弹劾权幸无所避”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人们深深的崇敬，时天下皆“想望其风采”，获得了“端平君子”的美誉。理宗皇帝后来也对郭磊卿的“立朝鲠直”表示“念之不忘”，特赐谥号为“正肃”，赠宝章阁待制，并在县城立谏坊以示旌扬。

　　除了郭磊卿，还有一人也把“台州式硬气”这一精神体现得最淋漓尽致，他就是明朝一位叫做吴时来的仙居人。

　　吴时来嘉靖三十二年(1553)登进士第，后曾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因都御史亦称都宪、都堂，所以后人都尊称他为吴都堂。而与吴时来同朝的严嵩则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以柔媚迎合获取高位后，“外装曲谨，内实阴刻”，恃宠揽权。但有与他作对的，立见奇祸，轻则杖谪，重则杀戮，由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门，皆其心腹爪牙”。

　　自古忠奸不两立。吴时来在任刑部给事中时曾弹劾严嵩党羽杨顺、路楷等人，而使他们下狱问罪。 严嵩因此对吴时来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此后，吴时来与严嵩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后世宗皇帝听信谗言，将吴时来等拿下诏狱。锦衣卫用尽酷刑，吴时来始终“不改词易色”。世宗知道了吴时来的狱中表现也惊奇不已，于是下诏免死，谪戍“烟瘴之地”的横州。

　　吴时来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400多年了，但他那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却为人景仰。直到今天，仙居民间还广为传说着“吴时来智斗严嵩”的故事。

　　三

　　1984年发现的下汤文化遗址有力地证明了仙居是台州文明的发祥地，但很长时间以来，仙居仍是“文教未兴”、“礼教不通”的“荒远之区”，失意官宦的“谪戍之地”。

　　夫人之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学然后知礼义孝弟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弟为学，则兄姊友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善矣。

　　———摘自北宋陈襄《劝学文》

　　陈襄，字述古，人称古灵先生，庆历年间进士。1048年，陈襄就任仙居县令。当他看到这里“民尚朴野，罕知读书”，“民穷多变，监狱患满”时，内心十分焦虑，决心以兴办文教为己任。他在原文庙的基础上购买附近的土地“以扩基”，创办学宫，并以“文书教谕乡民，令遣子弟入学”。可是，当时仙居读书风气未开，“人未知学”，主动送子女来上学的人很少。 陈襄“日不得食，夜不得寝”，心急如焚。一个寒冬的深夜， 夜不能寐的陈襄挥笔写下《劝学文》。文章先从读书的好处讲起，再谈到如果“民不识为学”，将造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惟争财竞利为事”，以致触犯刑律，“鞭笞流血”。 陈襄要求各“父老归告而子弟速令来学”，他将“择明师而教诲之”。

　　这日恰逢大年初一，县里几位有名望的老人前来拜年， 陈襄命人当庭宣读。文章正反对比，循循善诱；教化乡里，其情切切。几位老人听后深受感动，于是纷纷送子女前来就学。 陈襄还经常下乡察访，“遇山谷中有小学，下车为童子讲经。”

　　为了使仙居变成礼义之邦，陈襄又写下了《劝俗文》，希望这里“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论，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自此，仙居办学之风日盛，“风俗翕然不变”，“弦诵之声洋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教之祖陈襄的以德化民，谆谆劝学，开了仙居教育事业的先河，从而使仙居在南宋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呈现出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鼎盛景象。183名进士及4位武状元的涌现，表明仙居不再是文教未兴的荒远之地。

　　在仙居文教之祖陈襄谆谆劝学近1000年之后，仙居本土出现了一位教育家———翁森。 翁森字秀卿，号此庐，又号一瓢，双庙下翁村人。

　　南宋灭亡后，江南的士大夫深感哀痛。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在元朝做官，隐居不仕，当了亡宋的遗民。翁森是其中之一。

　　南宋灭亡后，新建立的元朝废除了科举制度。“取士用人”，一论根脚(即社会出身)。二凭吏进。这种“学者不必用，用者不必学”的用人制度切断了平民求闻达的进身之阶，导致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当时的仙居也不例外。面对学风日下、民俗日坏，已隐居山间、励志不仕的翁森毅然决定创办安洲书院，亲自讲学授徒，从学者达800多人。由于翁森的力挽狂澜，已文化濒衰的仙居耕读之风又“彬彬称盛”了。

　　四

　　在拥有“台州式硬气”的同时，仙居人的敦厚质朴也相当感人。王温(仙居人)因贡献了两缸新酒给两个长满疮疱的人而得道成仙，这也许只是美丽和浪漫的传说，但仙居人的救危济贫、乐善好施的秉性却屡次被证实。

　　据载，南宋以前的下各平原有良田“数十百顷”，然因无水灌溉，“亢阳五六日，此地即成焦土”。所以虽称“平野沃壤”，却只能种些高粱、栗等杂粮，连水稻都不能耕种。加上“赋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归仁乡的两位富户看在眼里，内心“忧甚”。他们就是羊家园村的羊溥和大羊京的汲渊。“为疗一乡之疾”， 羊溥主动找汲渊商量，认为“天道不足，人力可补”。但是修堰是一个巨大浩繁的引水工程，不仅要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且牵涉面广，堰道经过之处须毁坏不少良田。怎么办呢?羊公提出解决办法：“能用我之财，不费人之财，则筑坝、疏渠成；用我之田，易人之田，则沟洫成”。羊公的倡议得到了汲渊的全力支持。历时四载，汤归堰终告竣工。羊公和汲公分别获得了“博施”和“济民”两个雅号。

　　堰成了，水通了，自此下各平原4000多亩粮田得以旱涝保收，并形成了“下各熟，仙居足”的谚语。但是，修建汤归堰的组织者羊、汲二公因造堰“竭尽心力，而家计渐落”。相传修堰至后期，羊、汲二公3000多亩田产换尽，家财也耗尽，甚至羊婆、汲婆及家人的私房钱，首饰都捐助了出来，堰成渠通后即告破产。

　　现在，下各一带已无羊、汲两姓传人，空遗羊家园、大头京两个地名。为纪念羊、汲二公，受益各村宅都建造了羊、汲二公祠庙。怀仁的羊、汲二公祠庙还与顾氏宗祠连在一起，内塑羊、汲二公夫妇像，四周楹联有：“四宅田禾资一堰，二公德泽治三农”，“破家筑就风雷益，济岸功成地水师”等语。每年逢农历七月七日，当地都要举行庙会。春耕开堰放水时，人们都要祭告羊、汲二公，并请戏班会演。现在祠像已毁，庙会不再，但下各人民仍然怀念羊、汲二公。怀仁路北村的戏台上，还绘有羊公、汲公、羊婆、汲婆的画像，两侧还存有留有“吃饭难忘种田人，放水难忘开堰人”的对联呢。

　　在仙居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应该被记住应该被述说的历史名人还有很多很多，透过岁月的风烟，我们似乎看到更多的仙居名人正向我们走来:“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的南宋名臣吴芾；充满悲剧色彩的南宋左丞相吴坚；闻名京师的神童———明朝太子少师王一宁；“出则兼济天下，归则独善其身”的明朝监察御史应朝卿；既孝且勇的孝子朱煦……

　　同时，仙居的山水还吸引了各地的名人前来涉足:朱熹两度莅仙并送子就读桐江书院；王十朋求学方义私塾……

　　当代仙居一位诗人说过，仙居的山水，美得传奇、美得浪漫，所有在这土地上发生过的事、生活过的人无疑都被这一山水之美所浸染，因而传奇、因而浪漫……